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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实业的中国梦想读《鹰的重生:TCL追梦三十年1981-2011

发布时间:2020-03-26 11:10:49 已有: 人阅读

  改革开放30余年,有几家中国企业能跨越而立之年?而TCL正是其中之一。从仓库里的小车间起家,到如今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成为中国最大、全球性规模经营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之一,TCL的30年正是中国制造业腾飞的缩影。30年间,TCL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登顶,跌落,再崛起,其历史远比虚构作品精彩。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站起来”,在国内市场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个阶段是“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大批企业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涌现了出来。TCL是为数不多的从头到尾参与了两个阶段发展的企业。从这点讲,这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研究的标本。因此之故,这次应李东生董事长的邀请为TCL30周年企业史作序,我感到十分有幸。

  回归当下,TCL作为一家“走出去”的先行者,它的国际化经验无疑更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这一过程虽非一帆风顺,却是尝试“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所必然要经历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全球竞争,关于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讨论一直绵延至今。对此大家有分歧,有争议,也有共识。TCL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以后,经历过多次成功和失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书用讲历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经验教训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认为,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历30多年的发展,中国和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追赶者向主要竞争者之一的重大转变。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从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向物品丰富、竞争加剧,而且和国际市场打成一片的买方市场转变。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的卖方竞争也趋于激化,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需求不振,竞争就更加白热化。各国企业为了求生存,都必须努力降低成本和在产品设计及品质提升上争奇斗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如果还沉浸在旧日的氛围之中,满足于在国内的卖方市场中提供“大路货”产品,或者在政府的某些政策保护下为外国企业提供初级加工服务,道路就会越走越窄,甚至迟早会出局。

  反过来说,“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有出路。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在国内市场或者加工出口市场上经过历练,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也已基本成形,在作出认真准备的条件下冲出世界,放手一搏,完全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TCL集团从2004年开始的一系列海外运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从本书可以看到,他们当年作出的“走出去”决策,虽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方向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6年来他们遇到过许多困难,但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终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尽管他们离登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曙光已经出现他们的前头,却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企业长期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运作并从事它们的经营活动。在中国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上,契约的订立和执行主要靠“关系”而不是靠法治和规则。各级政府不但掌握着太大的稀缺资源支配权,而且掌握着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权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组织制度、行为习惯乃至文化风尚。例如在组织制度上,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授权与问责的明确规则,而是采取某种类似于“裂土分封”的办法。在企业与下级人员的关系上,则往往流行某种人身从属或类似“领袖崇拜”的关系。在企业的外部关系上,有所谓“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企业最为关注的,往往不是顾客的需求和反应,而是与政府和与相关官员“关系”的亲疏。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这类问题的企业如果不对自己的治理结构、经营战略、组织管理、企业文化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们将很难在法治国家规则明确的市场上立足。

  与此相关,政府也应当努力推进自身和整个体制的改革,以便营造出好的环境,使企业在这个环境下,都有内在的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而不必去结交官员和依附政府。

  在以“鹰的重生”精神义无反顾地改造自身方面,无论是作为企业集体的TCL,还是作为企业的李东生,都作出了坚韧的努力加以应对。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老规则和旧习惯难于割舍,乃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类改革还牵涉到“人”的问题,其中不少“人”是TCL的“创业元老”和“有功之臣”,处理起来就有更大的难度。诸如“诸侯文化”、“胸怀第一,规矩第二” 这类过去曾经赖以打天下,后来却成为建设现代企业绊脚石的老办法、老机制,曾经困住了许多中国企业。但是TCL和李东生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采取适当的办法对这类问题进行妥善处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尽管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由改革开放焕发解放出来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但就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增长主要还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资源丰盛的国家,生态环境也历来十分脆弱。所以这条粗放增长的道路早已崎岖难行,现在更是走到了尽头。长期采取粗放增长的模式,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在20世纪后期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严峻任务。不过由于旧体制和旧机制的羁绊,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进行得并不顺利。

  从企业的视角看,30年来大量中国企业以加工出口的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易。但无须讳言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上与外国企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关键领域的原创性技术;二是缺乏自己的销售渠道网络。于是往往在产业链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即宏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所说的“微笑曲线”两端上受制于人,自己只能赚一点点辛苦钱。如此独立性都谈不上,更遑论参与竞争并取得商战的胜利了。

  因此,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然要求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对于一家制造业企业来说,就是要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一方面要努力掌握核心技术,生产更能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努力建设自己的营销网络,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完善自己的售后服务。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TCL正是这样做的。这些年来,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转型提升上不遗余力,所取得的成绩也很令人欣慰。

  在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产业提升要尽量利用企业原有的优势,而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另搞一套。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由于前些时间流动性泛滥和一些地方政府用低价土地甚至零地价土地“招商引资”,投机的风气变重,一些制造业企业也改行从商,把主要的注意力从自己的主业转向房地产开发、发放高息等能够“赚快钱”的领域。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TCL从实业起步,虽然也面临诸多的,但一直以来都未曾偏离自己的方向。而且它的实业之路走得非常扎实,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实业并不是旧式的初级加工业,而是高信息化、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实业。他们为把自己的企业改造成这样的企业付出了令人惊叹的努力。我希望更多中国的企业都能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优异的成绩。

  TCL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如今总结历史,汇编成书,可喜可贺。三十而立。希望TCL未来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更加深入的国际竞争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吴敬琏2011年12月12日个人视角终有局限,如有非虚构类好书新书推荐,还望投稿或微博私信@潘乱兄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这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经过20多年的发展,TCL已经从一个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化企业,但一些过往支持我们成功的因素却成为阻碍我们今天发展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和管理观念如何适应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成为我们最大的瓶颈。其实在2002年我们已经非常强烈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7月15日企业文化变革创新的千会上我大声疾呼推进企业文化创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管理观念和文化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发表了“变革创新宣言书”,当时该报告在员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四年过去了,我们在企业文化变革创新,创建一个国际化企业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这也是近几年我们企业竞争力相对下降、国际化经营推进艰难的主要内部因素。

  近期,我们再次推动文化创新活动,我自己也在深深反思,为什么我们—以变革创新的见长的TCL—在新一轮文化创新中裹足不前?为什么我们引以自豪的企业家精神和变革的勇气在文化创新活动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什么我们对很多问题其实都已意识到,却没有勇敢地面对和改变?以至今天我们集团面临很大的困境,以至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再进行的改革给企业和员工造成的损害比当时进行改革更大?回顾这些,我深深感到我本人应该为此承担主要的责任。我没能在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方面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没有勇气去完全揭开内部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创业的高管和一些关键岗位主管、小团体的利益绞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去捅破它;在明知道一些管理者能力、人品或价值观不能胜任他所承担的责任,而我没有果断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从2003年8月份开始,我们两个重大国际并购项目客观上也分散了我和核心管理团队的精力和资源。国际化并购重组的谈判、筹建过程的复杂和艰难,及以后运作中产生的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使我们很快陷入国际化的苦战之中,无暇顾及全力推进企业的文化变革与创新。而由于在企业管理观念、文化意识和行为习惯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没能及时解决,从而使一些违反企业利益和价值观的人和事继续大行其道,令企业愿景和价值观更加混乱,许多员工的受到挫伤,利益受到损害,严重影响员工的信心和企业的发展,而这些问题又对企业、对国际化经营发展造成直接影响。许多员工对此有强烈的反映,但我一直没有下决心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改善这种局面。对此,我深感失职和内疚!从我自己而言,反思过往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的管理失误,主要的有几点:

  1、没有坚决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付诸行动,往往过多考虑企业业绩和个人能力,容忍一些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言行存在,特别是对一些有较好经营业绩的企业主管。2、没有坚决制止一些主管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形成和推行与集团愿景、价值观不一致的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诸侯文化的习气长期不能克服,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严重毒化了企业的组织氛围,使一些正直而有才能的员工失去在企业的生存环境,许多没有参与这种小团体和活动的员工往往受到损害或失去发展机会。3、对一些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管理干部过分碍于情面,继续让他们身居高位。其实这种情况不但有碍于企业的发展,影响公司经营,也影响了一大批有能力的新人的成长。

  久而久之,使公司内部风气变坏,员工减退,信心丧失,一些满怀的员工报效无门,许多员工也因此而离开了我们的企业。回想这些,我感到无比痛心和负疚。在去年底,我已经痛下决心要通过重新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来真正改变内部一切阻碍企业发展的行为和现象。

  过往几个月,集团的管理组织正在发生改变,我们决心通过推动新一轮的变革创新从而使企业浴火重生。经过集团几次战略务虚会的讨论,我们重新拟定了企业的愿景、使命和核心价值观:TCL愿景:成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TCL使命: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效益,为社会承担责任。TCL核心价值观:诚信尽责、公平公正、知行合一、整体至上。

  我们正在讨论确定这些愿景、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怎样将这些愿景和价值观植入我们日常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我们要开展一轮彻底的、触及灵魂的文化变革创新活动,这是决定我们企业兴衰的头等大事,我们决心要把这项活动扎实地推进下去!我在此呼吁:各级管理干部和全体员工要积极参与,大家充分沟通讨论,就我们的愿景、使命、价值观达成共识,并落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要通过这个活动凝聚人气、唤起、树立信心,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鹰》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更新的过程。我们必须把旧的、不良的习惯和传统彻底抛弃,可能要放弃一些过往支持我们成功而今天已成为我们前进障碍的东西,使我们可以重新飞翔。这次蜕变是痛苦的,对企业,对全体员工,对我本人都一样。但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实现我们发展目标,我们必须要经历这场历练!像鹰的蜕变一样,重新开启我们企业新的生命周期,在实现我们的愿景——“成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先企业”的过程中,找回我们的信心、尊严和荣誉!

  2011年9月28日晚,惠州,TCL创立30周年庆典。一直很想参加,却因为临时有事,实在走不开。于是,我想到,是不是写点什么表达祝贺之情。9月25日傍晚,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开始动笔,这就是第二天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刊出的那篇文字:人要走过多少的路,才能找到一个最平静的归宿,然后在这个宿命里好好活着?没有谁不希望早点找到归宿感。无论它是遥远西天的经书,还是快乐老家的枕头,抑或只是一枚随风滑翔的纸飞机。只要是确定的,心就安下了。

  和李东生相识近20年,曾经以为,以他作为广东商人的聪明和商业敏感,以他的判断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应该可以早点把企业放下,把工业放下,把实体经济放下,活得更简单更潇洒。想想吧,20世纪90年代中期“彩电大战”的四个主角,长虹倪润峰、康佳陈伟荣、TCL李东生、创维黄宏生,相比起来,李东生的风格是从容放权、气定神闲的,他没有倪润峰那么“霸”,陈伟荣那么“执”,黄宏生那么“苦”。他应该最有条件,能够早一点跳出“中国制造”这个充分竞争、永不止息的红海。跳出去,或者升上去。他敏感,看到了大屏幕彩电进入中国普通家庭的巨大商机;他借力,没有生产线,没有生产许可证,他去租;他主动,靠着“有计划的市场推广”,迅速形成了渠道优势;他仁厚,不拘一格用人才,旗下一时战将如云。

  弹指一挥间。如今呢,倪润峰早已退休,陈伟荣早已辞别,黄宏生早已退居幕后,连比李东生小一辈的段永平们也早已转换了人生角色,只有李东生还在战场上,还是主帅。他似乎成了希腊神话中被众神所罚要把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又因太重、未达山顶就又滚下山去的西绪福斯,永不解脱。李东生和西绪福斯不同,因为没有谁要罚他推石上山。而他们的相同之处,正如法国文学家加缪所描写的,“西绪福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矿砂,唯有对西绪福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在TCL的舞台上,也许是责任使然,也许是天命使然,也许是性格使然,李东生给自己设定了山的高度。那高度不断上升。他要爬,他要推,任劳,任怨,认命,不避,不惧,不退,不悔。他要TCL改制,他要TCL国际化,他要TCL做液晶面板,他要TCL重塑产业链、价值链,他要TCL再造文化、队伍与管理——而他选择的主战场,则是全球竞争最惨烈、竞争壁垒奇高、洗牌速度超快、而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却很容易被蚕食的消费类电子。中国企业能否创造出全球品牌?中国企业能否摆脱缺芯少屏的命运?国外的众神说No,李东生说,不去试,哪里有机会?哪里知道行不行?“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这成了李东生内心“最高的虔诚”。

  人生忧患识字始。对一个企业家来说,真正的忧患,可能始于一个真实的理想。如果做企业只是等于赚钱,机会主义常常是不错的选择,但企业家一旦有了理想,他就再也回不去、放不下、丢不掉了。他注定要走向一个更加博大、也注定更加艰苦的世界。而结果,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挑战无边,风险随时,注定了努力无极限,创新无极限,超越无极限。一切都是命运,而命运的跌宕起伏、艰难险阻、无休无止,恐怕李东生在选择之初,不会像今天这样感同身受吧。今天看起来依然从容大气的李东生,这七八年来的心路历程,谁又能真的知晓?

  和李东生相识之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诚商李东生》,盖因在广东商界,李东生向以信达坦诚著称。因为守信,所以即使没有资源、资本,总有人愿意借给他,李东生当年的很多部下都说他是“福将”。今天,如果还有机会再写的话,或许会把题目定为《韧商李东生》,或者借用《挺经》的说法,写《挺商李东生》,“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我祝愿TCL终有一日能成为世界级的、源自中国的品牌,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仿佛一场“无尽的下半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TCL是“不做先烈的先驱”,“不被后浪淹没的前浪”,其生命力异常旺盛,但坦率地说,谁也无法保证,在竞争的下半场,TCL一定能成为和三星比肩的企业。

  但是中国,中国需要,也一定能产生属于她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品牌。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走多远,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走多远。我们需要这样大写的企业,大写的品牌,大写的企业人,大写的企业家。我们为所有这些不退场、不言败,而且不断创新与超越的奋斗者、劳动者、创造者加油。“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当你有了无尽的理想,你就拥抱了无尽的战场和无尽的辛劳。而我们,将永远给你支持的期待、关注的目光。

  本来以为,我对TCL和李东生的感想,已经胸臆尽抒了。没想到在读完《鹰的重生》这本翔实、完整而全面的企业史之后,我觉得自己过去对TCL和李东生的了解还“不及格”,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认识也不够充分(例如,地方政府特别是开明官员对企业的发展助力甚多,而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这本书的确让我获益良多。这里,只想分享一点读书心得,就是在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究竟应该以财富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以价值论英雄?我们已经习惯了“富豪榜”,习惯了“论成败”,但却很少真正去比较和思考:每个富豪的财富究竟是靠什么赚来的?每家企业成败顺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企业家和一家企业,在起起伏伏的征程中,其所带给地方、国家、社会、经济、员工、伙伴的东西,究竟什么才更有价值、更值得珍惜?

  以财富论,李东生前面有很多人;以成败论,TCL也经历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是,以价值论,TCL和李东生所走过的路,所探索过的世界,所收获和体验到的知识、技术、经验与教训,在这个永远进取、永不懈怠、永存抗争的过程中所展示的力量与选择,所带给我们的启发,要比很多富豪和那些看似光鲜的企业多得多。这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外溢”。

  为什么说TCL是高价值的企业,李东生是高价值的企业家?因为其从事的是依靠扎扎实实劳动的“生产型活动”(productive),是通过创新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并由此获利的“利他型活动”(helpful),是在开放公平的全球市场上持续改进的“竞争性活动”(competitive)。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形成阳光下的、可学习、可借鉴的社会资本,让企业之外的更广大的商界和社会因之而受益。价值型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是追求的。所谓“真”,就是诚信和透明;所谓“善”,就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所谓“美”,就是无止境的对消费者需求的探索与满足,追求完美,臻于至善而为美。在我看来,只有追求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留下真正的价值被传承、延续、扩散,从而让价值永恒,并积淀成商业文明。

  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坚守的价值选择并非易事,往往要经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磨难。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怕一件事,就是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TCL和李东生的成长过程中,所有那些为而承受的极限般的压力,那些为爱与责任而流淌的血泪,为向更伟大的目标前进而付出的学费、代价与委屈,放在一个更宽广和长远的视野中,都是值得的。值得,就有价值。价值,就是值得。30年,李东生和他的所有前辈、所有同事、所有伙伴与朋友的付出,仿佛都是为了未来,为了中国必定会收获的那一刻,而先行迈出的步伐。对这样永在创造和担当的价值英雄们,有什么理由不向他们致礼,不为他们祝福呢!

  和李东生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很容易被他的外在“迷惑”。他性格温文尔雅,待人接物都显示出极好的修养,似乎从不会发脾气。如果不是他自己讲述,恐怕没人会想到,他曾经在用餐时与欧洲同事开电话会议,生气到摔完盘子又摔手机。这样的细节让我们得以更加立体地看待眼前这个人。之前,他是TCL的掌舵者,是头顶无数光环的成功企业家,而此时,他还原为一个人。

  正因为他是一个有着丰沛内心的人,他才那样执著于自己的梦想,数十年如一日,百折不回,九死不悔。我想,这种已经融入骨髓血液中的东西,只称为梦想或许有些轻了。一个人拼尽毕生为之奋斗的,可谓之:信仰。是的,李东生信仰实业,信仰脚踏实地的努力才是这个国家实现复兴,重回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在长达两年的采访过程中,数次与这个已近知天命年纪的男人对面交谈,其话语平和,极少渲染,我却每次都会被他的实业梦想和家国情怀所触动。TCL 30周年的宣传口号赫然便是“追梦30年”,令人动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何尝不是“追逐梦想”的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举世瞩目。而这当中,支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以及未来的经济强国的最重要基础便是中国工业能力的大幅提升。在这个过程中,TCL等一大批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成为构筑中国经济实力的基石,中国的大梦想最终是无数小梦想的汇集,TCL所执著的梦想正是李东生一直念兹在兹的实业报国。回顾TCL的发展历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李东生践行他的信仰和梦想的漫长路程。

  1982年夏,刚刚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回到家乡,当两份政府单位的工作摆到李东生面前时,他却主动去找人事局领导,说自己不想坐办公室。“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难道想回去做工人吗?”李东生回答:“我就想到工厂去。”一个实业的梦想就此诞生,启程。1995年,李东生率领TCL狙击国外彩电巨头的“入侵”,以“敢死队长”自称,降价迎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当时李东生领导的TCL,规模和实力尚显稚嫩,却能站在民族产业的高度,为行业呼号奋发,敢为天下先的背后正是李东生实业报国的拳拳之心。待至2004年,李东生再次只身犯险,勇闯国际化难关,试图为中国企业蹚出一条可行之路。其后千难万险,可谓九死一生,李东生未曾说一个“悔”字。有人问,如果能够重来,他是否会作别的选择,李东生答:再来一次,我依旧会这样做;但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做一次,我会做得更好。其言铿锵,有金石裂帛之声。

  而这个追逐梦想的过程,无疑也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与风险。国际化的试验差点使TCL万劫不复,数十年积淀毁于旦夕之间,为此李东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度心力交瘁,然而他却咬紧牙关,负重前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正伟大的企业,必然经历刻骨铭心的磨难。电子行业的巨擘苹果和三星也是如此:十多年前,乔布斯接手濒临破产的苹果公司,将它做成美国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李健熙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将负债率超过200%的三星做成全球销售规模最大的电子企业。而李东生则写出《鹰的重生》,以力挽狂澜、再塑河山的气魄激发自己和TCL绝境重生,也使TCL “鹰的重生”的故事成为中国企业在建立全球竞争力中的一个样板,并为诸多后来者提供了精神上的养分。而与国外企业相比,李东生和TCL所面临的困难显然更大。中国特定的国情和经济环境,都决定了中国企业只能凭借不断地试错去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这其中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巨大。这是李东生的无奈,更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无奈。而李东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保持追逐梦想的进取心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使其能够去应对一切外来的困难和打击。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李东生和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正是这条漫漫修远路上苦苦的思考者和求索者。

  而庆幸的是,在TCL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老领导,如林树森、李鸿忠、肖志恒、钟启权、游宁丰等人,慧眼识珠,对TCL多有扶持勉励,支持着TCL一路前行,甚至在TCL最困难的时候为之加油鼓气。而让他们欣慰的是,TCL不负众望,历经30年已成长为一家颇具国际化风范的大企业。而今回眸,我们发现,他们对TCL的关爱有加,也缘于他们与李东生一样,心怀实业梦想,因此寄希望于TCL坚持实业所能开辟的远大未来。TCL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最早的改制成功的企业、最早的海外上市公司之一,李东生将全部心血倾注于这家企业,来践行自己实业报国的梦想和信仰。期间有成功、荣耀,也有失败、挫折,纷至沓来,曲折往复,恰恰正是中国改革历程的缩影,展现出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在一个恢弘时代的万千景象。而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李东生和TCL为中国企业这艘航船竖起了桅杆,无论是风雨侵袭还是大雾弥漫,李东生和TCL都始终屹立不倒,直插云天,一如他反复强调的那样:“强大的经济才能支撑起强大的国家,而建立一大批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基础。”斯言可贵,当为今人铭记。

  至此,我想起一个故事,曾有人问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你做了一辈子企业,也辛苦了一辈子,直到这么高的年龄依然为之操劳,却没有时间享受,这为了什么呢?”松下幸之助回答道:“因为我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国家需要我们这样付出,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辛苦点,后来者才能轻松些。”提问者闻言耸动,起立,向之鞠躬致敬。而今天,我们是否也能如此,向那些肩负时代责任的企业家,向他们旷日持久的努力,向那个他们从未放弃的、一个关于实业的中国梦想,起身致敬?

  在本书的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所有TCL人,在TCL 30年的岁月里,无数人在这家企业奋斗过、拼搏过。除了在本书中出现的角色外,还有许多为这个品牌奉献出自己辛劳与智慧的人们,感谢他们。不论他们是已经离开,还是仍在坚守,我相信是他们的努力才让一个被称为“TCL”的梦想如此持久、鲜活而生动。感谢TCL品牌管理中心的众多同事,他们是本书的桥梁,众多采访与材料都是他们安排与收集的,幕后工作的辛苦一言难尽。他们在繁忙工作之余,还倾力提供素材与协助,在此一并感谢。最后,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陆斌、李雪虎、赵晨毅及编辑徐蓁、张秋婧等人的辛勤工作,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与领导们。让我们一起向所有心怀梦想且坚持工作的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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