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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陈彦谈现代戏的生存之路:“入神”和“接地”

发布时间:2021-05-04 15:38:04 已有: 人阅读

  陈彦 一级编剧。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兼任陕西省文联、陕西省戏剧家协会、西安交大兼职教授,创作《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大型戏剧作品10余部,其中《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均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文华编剧奖”,并分别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创作影视作品多部,获长篇电视剧“飞天奖”。在戏剧、电视剧、歌词创作领域,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随笔集《必须抵达》等著作,荣获中宣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文联联合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炎夏的七月,作为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的重头戏之一,秦腔《西京故事》用它激昂而又苍凉的吼声,为首都观众心中注入了几分清凉,几分思索。为何在戏剧舞台略显冷清,现实题材创作遭遇难题的当下,《西京故事》编剧陈彦和他所带领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却能够接二连三地推出一批“领导满意、专家好评、百姓热爱”的精品力作?现代戏创作究竟难在哪儿?还面临哪些误区?近日,记者就上述问题对陈彦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新近创作的现代戏《西京故事》,与曾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一起,被业界誉为“陈彦现代戏三部曲”。 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三部曲”的计划吗?

  陈彦:这3部戏观众能认可,有的也还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我很欣慰。其实我也是在无意中坚持下来的。一直想写历史题材或者古典剧,但每到落笔时,就发现最触动自己的还是那些活生生、带着生活温热的现实,于是又一次次地把其他题材推后,选择了现实题材。就像最近,本来想写一个以玄奘为主人公的历史剧,结果又有一个触动自己的现实题材,所以,现代戏我可能还得接着写下去。

  记者:文艺作品中一些类似的“三部曲”或多或少存在艺术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您这3部戏却是一部赛一部精彩、一部赛一部令人感动。能在10余年间保持这样的创作和如此高的创作质量,您是怎样做到的?

  陈彦:这些作品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我想,主要还是在于其反映的生活的真实性和与社会的勾连紧密度。这3部戏都是写小人物的,都是从很小的点切入。像《大树西迁》,有人说这么大的题材应该写成史诗性的作品,可以选一个大教授或迁校决策人来写,但我没有,我觉得戏剧更应该写一个人性格和心灵的成长史。《西京故事》也是写小人物,我住的那条路上每天都有近两千农民工来来去去,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故事。

  我们总是注视着这个社会塔尖上一些人物的生活,却很少思考底层的很多人的生活。例如我写了《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1998年大家都在写女强人、住别墅的女人,但我不解,只有那些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吗?到现在来看,这个思考应该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不重视底层人、普通人的生活,更不要用一种“时髦”的观念去审视他们的生活是旧的还是新的。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观念的新旧。用观念来认知品评戏剧是新的还是旧的,可能会误判一些作品。观念只是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人群审视事物的不同角度。而所谓艺术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讲,在于生活的真实程度。

  陈彦:确实很难,而且成活率非常低。它难在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你写的每一种生活,都会面临不同角度的质疑,这需要你去深入思考,真正写出让人认同的东西,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再者,对于现实题材,当作家在全方位关照一种社会现象生成的原因时,就会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这就需要在直面社会现实的同时,用极大的智慧和技巧来做出平衡,既要保持批判锋芒,又要看到亮色与希望,从而承担起创作者的社会责任,确实不易。

  记者:从一个资深的戏剧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您认为目前我国现代戏创作的现状如何?在创作中,是否存在某些误区?

  陈彦:近年来中国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发展还是很快的,文化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十分注重正面价值引领,每年都能涌现出一些优秀作品。但从总体上说,现代戏创作还需要向人性、人的精神深层探索、开掘。好多戏里,人的心灵并没有完全打开,还在叙述故事层面,观众自然不会满足。

  我对现代戏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努力剥离时尚,进入到人的精神深层,去开掘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一些思考和情感。如果仅仅热衷于表面故事,热衷于当下性、时政性,现代戏的生命力就会减弱。

  现在为什么很多现代戏写不好,一是命题作文太多,比如说描写重要事件、英模人物、成功人士的,这些应该写,但都一窝蜂地写,并且思考不深入,艺术价值就不大。二是热衷于寻找热点题材。当今社会瞬息万变,越寻求热点,冷得越快,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创作者还需要持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不要过分去张扬、提纯一种东西,而要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发现真理,把那些被遮蔽掉的价值打捞起来。从整个戏剧史来看,正是对恒常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的固守,才使很多作品经得住时间淬炼,成为经典保留剧目。

  记者:这样看来,在小人物和底层生活中凸显出一种恒常价值,可以说是创作现代戏的一个利器,一种捷径?

  陈彦:英模人物不是不能写,并且也有写得很好的。但越是写英模人物越是需要“接地气”,越要写他寻常的一面。现在许多戏一开篇,就看到这个人物浑身都是闪光点,一路再往上升华,直升华到所有人都不可企及的高度,抽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就很难让大家接受了。

  当下要找到戏剧的生存之路,就是要接地气,要关注人的线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如果历史传统题材只关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实题材只关心劳模精英、成功人士,就会严重脱离人民大众。文艺工作者能多接触老百姓的心理,写出他们的痛痒,尤其是能关注弱者的声音,是十分重要的。戏曲这种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流淌为弱势生命呐喊的血液,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丢弃了它的创造本质和生命本质。

  记者:在当下这个娱乐多元化的时代,有些人认为舞台艺术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被其他的方式所蚕食,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彦:我并不这么认为,相反,我感觉戏剧在复苏。就从陕西来看,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多。农村地区不用说,秦腔仍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省戏曲研究院的“天天有秦腔”演出也是日日满场,还发展出很多年轻的戏迷。所以说关键还是要有观众爱看的好作品,还要保持演出的常态化。

  但是戏剧人也一定要警惕,如果因为戏剧不如理想中那样景气,便不惜以丧失审美本体为代价,企图用“转基因”“克隆”、搞笑和娱乐至死的方式挽救戏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一旦戏剧失去了个、尊严感和深刻性,就会越来越脱离大众。民族戏曲作为艺术领域里的一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人家”,更应该持守好已有的传统,不可随波逐流。

  陈彦:要提升戏剧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对这个时代发出一些独特的声音,这方面现实题材比历史题材更具优势。因此我们更应重视现实题材创作,政府也应该继续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研究和引导,让现实题材创作真正成为艺术品,而不是成为“活报剧”。

  现在都在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当民族自信心得到提升时,民族戏曲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也会越来越彰显。因此我想,民族戏曲未来还是大有可为的,现代戏更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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