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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

发布时间:2019-10-09 19:47:42 已有: 人阅读

  在历次工业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虽然从理论上可以预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然而第一次工业和第二次工业以及对应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受益者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全球化3.0并从中获益,实现了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导致世界经济明显趋同。与这一轮全球化并行,中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必要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的前沿。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收起

  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世界经济论坛,或者说因在瑞士滑雪胜地举办而得名的达沃斯论坛,以其议题设置具有最为广泛的关注度而著称。2019年新年伊始召开的年会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也就是说,会议主题的设计者主张把工业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话题与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焦点问题都有关,因而包含着诸多家、企业家、学术研究者和智库学者孜孜以求的疑问。

  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和现任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从采用生产技术特征的角度区分了历史上四次工业,并给出大致的历史时段:第一次工业大约发生在1760~1840年之间,以使用水和蒸汽动力进行机械生产为特征。第二次工业始于19世纪末并延续到20世纪初,以使用电力进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第三次工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促进自动化生产为特征。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则是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边界的,表现为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等方面。

  在施瓦布看来,全球化是技术变革引致的现象,是创意、人员和货物在全球范围的运动,因而也是工业的一种全球框架。不过,他并没有像对待第四次工业与全球化4.0的关系那样,明确而完整地给出全球化4.0之前各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事实上,那样做的难度相当大。因此,我们首先只需在思维方式上把握工业与全球化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即可,而且这样做至少有助于表达上的方便。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采用倒推的方法和逻辑,大体上给出此前全球化的大概时间范围。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3.0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以算作全球化2.0。或许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1.0的典型时期。从这个年代划分,也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乃至中断。

  其实,无论在正在打造的全球化4.0之前是否存在定义明确且具有共识的3.0、2.0和1.0诸版本,也无论这些不同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如何界定,我们皆可以得出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和第二次工业以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赶超机会,却在第三次工业和全球化3.0中抓住了机遇,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全球领先者和最大的获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其间中外经济学家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热切的探讨,给出了各种理论说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多数学者也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得益于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样的一般性结论,然而,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时期的全球化以及工业视野中的深入研究,总体而言仍嫌不足。在面对变化了的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这种现状可能导致认识新情况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应对新情况的政策储备不足。

  既然在工业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并不严格对应却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特点,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下讨论中虽然会对两个历史过程都有涉及,但是更多地从经济全球化入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工业的忽略。同时,既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在工业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里将重点分别放在揭示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特点以及中国经济如何抓住全球化机会,实现了对更为发达经济体的赶超。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应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国际贸易理论之父,或者说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为本源,加入一代又一代杰出经济学家贡献而形成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并均从中获益的决定性因素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换句话说,由于不同产品中凝结的要素强度不尽相同,国际贸易无异于国家之间以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交换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通过由此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结果而分别获益。由于不同产业倾向于使用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如传统重工业凝结更多的物质资本,传统轻工业更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而现代信息产业则更为密集地凝结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又由于各国在不同要素上具有不尽相同的禀赋,我们预期看到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的国际贸易应该属于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却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国家之间交换同一种类型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要素禀赋同质性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型产品的贸易。例如,同属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德国都生产汽车,而且相互进行汽车贸易。这种情形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那一轮全球化中比较普遍。因此,经济学家也从那时开始纷纷构造理论模型,尝试对这一违背比较优势原理的现象给出新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处于两种分隔状态,分别表现为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分隔。首先,以美苏之间的冷战状态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于分隔状态,前一类型国家之间进行分工与贸易,后一阵营国家之间也进行局部性合作,如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出于对殖民地时代贸易的惨痛记忆,另一方面在诸如“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激进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下,排斥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并且中低收入国家之间也无贸易可言。所以,那个时期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年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95.4%,其中70.6%的贸易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内部。

  那么在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符合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因而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所谓“新贸易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不在于发挥各自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利用各不相同的报酬递增效应和网络(network)效应。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资本要素丰裕特征,但是不同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水平产生类似于比较优势的效应,仍然可以使其获得贸易的收益。因此,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存在,也有其存在的道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逐步加大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国地位以及随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缔约成员的努力,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越南等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扩大了对外开放,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5年代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WTO正式运行,包括从关贸总协定转为成员的国家以及很多低收入国家在内,当年成员总数就已经达到112个。

  这些国家具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劳动力总量,多数又分别为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仅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人口为例,中国、越南、蒙古国、苏联及欧洲原计划经济国家1990年的总人口规模大约为16.3亿,占全世界比重高达30.8%,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0.1亿,占全世界比重更高达32.8%。如果再加上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可以想象逐渐加入全球分工的总劳动力规模该有多大。因此不难判断,从那以后的世界贸易便逐渐回归李嘉图模式,更加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预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交换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贸易。

  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D.Sachs)等做过一项研究,直接估算了生活在开放经济体的人口比重变化。他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封闭的,直到1960年,大约也只有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开放经济体;1993年,这个人口比重刚刚超过50%;到1995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开放经济体,生活在开放经济国家的人口便达到了87%。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这个开放经济体的扩张过程,可见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实际上,1995年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快,不仅表现为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国家的增加,如WTO超过半数的成员系在1995年1月1日以后缔约,更表现为它们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加深。

  把高收入国家作为基准,观察其作为整体的进出口方向变化,可以更直接、更清晰地观察前述趋势对全球贸易结构的影响(图1)。分别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向看,高收入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占全球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前始终是缓慢上升的,从那以后则开始进入稳中有降的时期,而在大约世纪之交的时候,开始以更快的速度降低,从峰值到最晚近的数据点,总的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从高收入国家对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到相同因素造成的反向对应变化。

  按照经济学中“雁阵模型”的道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样体现的是国际贸易所遵循的比较优势原则,因此,可以预期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扩大和地区流向变化也必然与全球贸易规模扩大及模式的变化相一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量在1970~1990年期间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3.5%,1990~2008年大幅度提高到21.4%,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较大波动中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不同的经济全球化类型带给世界经济整体和参与国家的结果大相径庭。具体来说,仅局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进行的、以产业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与包括更广泛国家类型、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造成了不尽相同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因而对参与贸易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简单来说,产业内贸易主要不是参与国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因而不改变各国国内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产业间贸易本质上则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参与国之间相互交换生产要素,相应地,各国国内的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也就变化了。

  例如,在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形下,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必然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从而劳动者得到更高回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资本所有者也得到更高回报。这意味着,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自发力量即可产生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发达国家,虽然资本所有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从这一轮全球化中挣得盆满钵满,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再分配政策,这些国家中的劳动者仍会感觉受到损害。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在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相应地,不仅这一轮全球化正在遭遇其逆风,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主要来自后起国家转向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一部饱受争议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就是站在不发达国家立场上正确地质疑这轮全球化的代表作。有趣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再现了一种笔者所称的“马尔萨斯式滞后反应”现象,即在剧情已经变化甚至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基于自己和他人长期思考的结果,依据以往长期积累的经验观察,做出了对隔代历史的滞后反思。这从学术积累以及吸取教训角度看都是必要且正确的,却不那么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这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一轮全球化,思考全球化4.0的命运,应该立足于新的趋势来进行。

  以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出发,预期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便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一赶超的结果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其他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以为这个判断提供支持,譬如,人们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援助、投资和现成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后发优势”,有助于实现自身的经济赶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独立,它们大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也通过提高积累率和接受资金援助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投资条件。但是,与理论的预期和善良的愿望相反,在战后直到20世纪后期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贫穷国家仍然深陷贫困陷阱,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趋同,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并没有缩小。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等经济学家为了拯救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假说,即从计量意义上,如果控制了一系列经济发展必需条件的变量,便可以看到趋同的结果。而从现实来解释,就是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具备了那些变量所代表的必要发展条件,就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实现赶超的目标。这些“必要的发展条件”中,当然包括诸如一个经济体的开放度这样的变量。

  在增进人们对经济增长以及趋同或趋异问题的认识方面,这些研究固然不无助益。不过,至少从两个方面看,从中得出的相关解释尚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政策含义上也显语焉不详。第一,这些研究者尝试提出了上百个解释变量,并且发现其在回归中表现出显著性,却使人们无法从如此多的因素中找到可以打破发展瓶颈,进而获得实现经济赶超的政策建议。第二,这些研究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趋同现象,这就与那种认为1950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轮“大趋同”的判断产生了矛盾,使人们无从辨明孰是孰非。

  经济学家在研究趋同或趋异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世界经济没有发生整体趋同的现象,但在按照一些同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国家组别内部,的确发现了趋同的趋势,即人均收入水平起点低的国家在随后的时间里能够增长更快。这种组别内国家之间的趋同通常被称为“俱乐部趋同”。下文将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分别对几种不同的情形进行考察和解释。

  首先,俱乐部趋同的情况。对1950~198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以高人均收入为起点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趋同,结果是差距显著缩小;在包括苏联在内的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也发生了趋同现象,虽然不如前一组那么显著,差距也相应缩小。很显然,在这两个组别内,国家之间在发展条件上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而且,组内或多或少都进行国际贸易,例如工业化国家之间依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产业内贸易,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以经互会为框架进行产业分工和产业间贸易。

  其次,起点为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同一时期,低收入国家组别之内没有显示任何趋同的迹象,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的低起点并没有为这些经济体提供后起赶超的优势。结果是,这个组别内部的差距在30年之后反而有所扩大。一般来说,低收入国家生产的产品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诱致出技术创新。又由于这些国家大多保持经济封闭,没有或很少参加世界经济分工,既无法从更发达国家那里分享技术变革的溢出效应,也不能获得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

  最后,异常观察值(outliers)的情况。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高速增长赶超了发达经济体,创造出著名的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没有表现出与任何一个趋同俱乐部相同的趋同增长特点,但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对工业化国家的赶超。不过,在一个模型中表现为异常观察值,在其他模型设定情况下却是可以做出合理解释的。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着依据特定条件实现了成功赶超的国家(地区)样本,检验条件趋同的回归模型才得出了预期的结果。

  例如,萨克斯等专门以开放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回归,就发现了趋同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思路与秉持条件趋同假说的经济学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既然对外开放本身与利用后发优势是密切相连的,与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把开放经济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无异于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趋同的制度条件,在计量过程中则类似于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处理。

  实际上,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所称1950年后发生的世界性大趋同是由于工业化国家之间俱乐部趋同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实现了对发达国家赶超的结果。这个结论既不排除俱乐部趋同的结论,也可以包容很多低收入国家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情形。不过,从统计来看,上述作为异常值的案例尚不足以改变全球格局,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总体发展差距也没有缩小。

  了解了那个时期趋同或趋异的原因和机理,也就不难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形有了诸多不同。以人口分布衡量,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少数工业化国家重建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拒绝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国家,即大约1/3为计划经济国家,半数以上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线年代以来,随着更多经济体的扩大开放以及与此相互促进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改革与开放的结果表现在经济增长绩效上,就是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

  我们可以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如何经历了一个差距缩小的过程。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人均GDP把各国分别归入四个收入组: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我们使用2010年不变价人均GDP数据,以世界平均水平作为比较基准,即以相应组别的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来看这几个组别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相对变化(图2)。

  图2中的第1图显示,直到2001年到达峰值之前,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持续提高,但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幅度比较平缓,而在21世纪开始迅速下降;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对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趋于稳定,随后一度有所提高,但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呈现向下的走势。图2中的第2图显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长期保持稳定后,从21世纪开始迅速提高;低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便具有了下降速度减缓的倾向,从21世纪开始则停止了持续向下的走势,并且不那么显著地趋于提高。

  为了更直接地观察不同时期分别显示出的趋异和趋同特征,借助分时期跨国数据,我们可以对β类型趋同进行一个描述性的统计检验。增长理论一般把趋同分为两种,分别为σ趋同和β趋同,前者是由于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离散程度的缩小趋势所致,后者是由于在起点上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实现了更快的增长速度所致。在图3中,我们把各国起点上的人均GDP水平与随后一个特定时期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对应起来,分别观察1960—1990年的情形(第1图)和1990~2017年的情形(第2图)。显然,这种图示法表达的是β趋同,即观察起点上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影响随后的增长速度。此外,由于没有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并进行回归,这里表达的更接近绝对趋同或无条件趋同。

  图3中的人均GDP为2010年不变价美元。对于由第1图表示的1960—1990年期间,我们得到了91个国家和地区样本。这个时期我们没有观察到起点上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增长速度的负相关关系,即没有发生β趋同。不仅如此,两者之间反而显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由第2图表示的1990~2017年期间,我们得到了190个国家和地区样本,从中观察到了起点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年均增长率的负相关关系。至少在描述性统计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发生了β趋同现象。

  一个更直截了当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世界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逐渐加快,越往后越是显现令人瞩目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1~1993年,全球贫困人口共减少了4417万,年平均减贫速度为0.2%;1993—200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5.16亿,年均减贫速度为2.7%;2005~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5.79亿,年均减贫速度高达5.5%。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减贫速度无疑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成就。减贫效果作为全球范围趋同的佐证和结果,同时也表明了全球化模式的重要性——不同的世界分工类型导致不同的趋同结果。

  如果说中国是第一次工业和第二次工业以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落伍者,那么中国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全球化3.0提供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赶超,也在第三次工业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为22.3%,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为1.1%。2017年,中国人口比重下降到18.4%,而按照不变价美元计算,GDP比重提高到12.7%。1981—2015年,按照每人每日购买力平价(2011年美元)基准计算的绝对贫困人口,全世界从18.9亿减少到7.5亿,中国从8.8亿减少到960万,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76.2%。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世界经济大趋同,中国经济的赶超做出了巨大贡献。

  已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等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某些发展条件可以在其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单独发挥作用,随后又促成其他条件的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不将其当作“其他条件不重要”来理解的话,这个论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据此探讨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具有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或找出这种“钱纳里条件”,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获得最初的推动,进而能够按照自身逻辑创造继续增长的其他条件,及至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把中国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来认识。

  钱纳里本人认为,外资和外援的使用具有成为这种关键发展条件的特质。从早期的经验中,他发现有效利用外资和外援可以引起技术和技能的改进,逐步减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使本国经济增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萨克斯更加一般地强调对外开放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由此建立本国经济与世界体系的有力连接。这样,不仅获得诸如后发优势和分工效应等开放红利,还可以在国际竞争压力下有效推动国内的改革。著名财经评论人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则把答案集中在知识的全球流动上,并且用事实证明,越是更多引进外部知识的国家,越能够更快地成为专利大国。

  这些对经济发展关键条件的探寻最终都集中到开放这个重要的因素上,同时表明这种发展条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而是具有相互推进关系的一组条件及其协同发挥作用带来的一连串事件。这些研究者或评论家的发现显然比那些构造上百个解释变量、做出400万次回归的增长经济学家要高明许多。但是,要把这些讨论及其结论与中国40年来的发展成就挂起钩来,则首先需要讲述一个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的完整故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其中扮演“钱纳里条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起步之前中国最突出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面临的最大体制弊端。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从经济体制特征来看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激励机制的缺乏严重压抑劳动积极性,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低下。所以,虽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却未能启动二元经济发展,以致从发展水平上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82.1%的中国人口生活在极度贫穷的农村,当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仅为133.6元。全国70.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无论是从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极低。我们可以把一个产业增加值份额与就业份额之间的比率作为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而计算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978年仅为0.39,相当于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14.2%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19.4%。

  因此,形成一种可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实现过剩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充分就业、增加稀缺生产要素即资本的供给和使用效率,从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体制环境和推动机制,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革的目的地。虽然中国的改革在起步初期并没有预先决定的蓝图,但是,最终表现出来的改革过程也全然不是“事非所愿(not designed by human)”,改革取得的成就更不是“无意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正确的出发点决定了随后的改革推进逻辑、路径及结果。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一举解决了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通过把集体劳动转化为家庭经营,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问题,加上大幅减少粮食征购和统购的数量、让农民休养生息以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政策措施的作用,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大幅度增加了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成倍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二是通过赋予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主权,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按照增加劳动者收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梯,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早期改革的这两条线索实际上奠定了随后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逐步走向对外开放的体制基础,因此可以被看作发展基本条件的创造过程。

  一系列以问题导向原则展开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逐步消除了对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推动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以及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部到城市和沿海的大规模迁移。首先,这个被称为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象因应了城市经济扩张和沿海地区外向型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其次,由于相关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吸纳劳动力增量带动经济增长,实现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重新配置。最后,由于是以人口为中心发生的经济过程和社会事件,在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就天然具有了分享的性质。

  这个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过程所达到的效果,从国内角度看,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相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国际角度看,把最丰富的生产要素转化为产业比较优势,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从国内与国际相互连接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这种丰裕要素,并通过引进外资和进行贸易,以之交换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分享性内生于开放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可见,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合理适度的节奏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其实是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整体逻辑链条所预先决定的。

  本文对全球化历史的简述和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与参与。迄今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主要是殖义的历史,是以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其外,也无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中获益。直到全球化3.0时代,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幅度减少的格局。与此同时,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获益,家因势利导,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家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际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在国内中突显民粹主义色彩。

  可见,要想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都必须创造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开放和包容,使各国普遍平等参与;二是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衔接互动。这样,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知识的全球流动这些开放举措能够与打破垄断、矫正价格扭曲以及消除资源配置障碍等国内改革相互衔接,不仅创造各国共享的全球化红利,也可借助国际竞争环境和世界分工体系为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关键条件,实现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

  类似地,历次工业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成果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各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全民共享。只有在对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对内通过改革消除阻碍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从而培养出促进发展的关键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常态,像能够搭上全球化快车那样抓住工业的机遇,以其支撑本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错过全球化和工业提供的发展机遇。在与全球化3.0并行的时期,中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了发展所需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抓住了第三次工业的机会,逐步走近全球化舞台的中央和新一轮工业的前沿。中国拥有世界近1/5的人口,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案例来看待,而需要挖掘其强大的印证力量和一般意义。一方面,以之丰富和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经济学;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发展经济学逻辑本身再次比照中国发展,为其续写一个完满的新篇章。

  2018年,中国GDP总规模达到90万亿元,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中国即将完成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验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再具有针对性。这个命题提示我们,一个经济体越是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越是前所未见,因而也愈加严峻。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弱化了传统增长动能,全球化逆风和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弱化了传统全球化红利,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弱化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市场化机制,这都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

  应对这些严峻挑战和成长中的烦恼,仍然需要从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逻辑以及中国经济得以参与其中的“钱纳里条件”中去寻找答案。当我们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时,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经济何以实现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了快速赶超,而非永恒的发展条件。如果强调具有激励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相结合的“钱纳里条件”,则可以得出结论:人口红利的消失只不过意味着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而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完善“钱纳里条件”,推进更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更全面的对外开放,可以使中国抓住第四次工业和全球化4.0提供的机遇,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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